碳中和与宏观经济

发布时间 2021-04-20 14:55:32近日浏览 9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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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与宏观经济

  原创 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

  “碳中和”的引致需求,能够刺激全球经济走出“总需求不足”持续低迷的陷阱。

  2021年4月10日,阔别两年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回归。

  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PBCSF)主办、京东科技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CFD) 承办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21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在27个平台全网直播,受到近百家媒体瞩目,直播观看人数超千万。

  本届论坛以主旨演讲+圆桌讨论两部分组成,采取线上参会、全网直播的形式,让观点交流、思维碰撞畅通无阻。论坛邀请到二十余位重量级嘉宾相聚云端,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后疫情时代的货币和信用、碳中和与宏观经济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圆桌论坛四讨论的主题是“碳中和与宏观经济”。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中金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面临巨大挑战,也有一系列竞争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年排放量国,但投资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应避害趋利,以电气化+清洁电作为碳中和主要抓手,发掘清洁能源的制造属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转型做得好的话能源的单位成本会下降,但如果投资做得不好、效益不高,则可能会带来通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需要国际协调和合作。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金融机构在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的基础上,还可以发挥自身作为金融中介的特殊能力和角色,通过践行可持续金融与影响力投资等方式,以市场化的手段给其他行业的碳中和实践提供更强的激励与约束,助推全社会早日实现碳中和。这包括金融机构自身运营层面、持有的资产、融资层面分别实现碳中和。孙明春认为,碳中和转型的前期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通胀有不利的影响,后期则会是非常大的机遇。但相比起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转型的阵痛可以忽略不计,需要让全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带来的非线性的影响。为了避免让部分行业承担过高的转型成本,应该在最终消费端采用碳税的政策。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分享了美国和欧洲企业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研究框架和具体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强调数字化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常健认为,中国面临的碳中和转型时间短,压力大。低碳转型带来会带来成本推动的冲击,将会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通胀和产出方向相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积极推进“碳中和”有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碳中和”的引致需求,能够刺激全球经济走出“总需求不足”持续低迷的陷阱。碳中和的不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对于山西这样的煤炭大省,可以建立跨区域的补偿机制。

  马骏总结了三点。第一,我们在宏观经济层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质量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碳中和所带来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框架应该是动态的、跨周期的模型,将气候模型和能源模型融入宏观经济模型。第二,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对投资所带来的挑战。挑战主要是高碳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不只是金融机构,央行作为金融稳定的主管机构也应该进行分析。第三,碳中和会带来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某些经济体、某些产业的大幅度萎缩甚至造成失业。如何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转型,让社会稳定不要受到太大冲击,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圆桌(四)碳中和与宏观经济

  以下为圆桌论坛四速记,未经嘉宾审阅:

  马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特别高兴代表五道口金融学院主持这场关于碳中和与宏观经济的讨论,我们也特别高兴有四位重量级的首席经济学家参加这次的圆桌讨论。这个议题大家都很清楚,起源就是中国去年9月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做到碳达峰,2060年之前要实现碳中和。宣布了以后,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非常之高。过去几个月,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地方政府、很多部委、很多金融机构、很多企业都在做碳中和的规划,大家普遍认为,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因为中国是排碳量最大的,占全球的30%。有了中国的承诺,我们就可以保证本世纪内绝大部分国家都能够达到碳中和。如果中国没有这个承诺的话,本世纪不一定干得了这个事。

  同时,对宏观经济、对经济结构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些是倒逼性的影响,金融口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尤其是在投资机遇和金融风险两个领域当中。基本的共识是,投资机遇恐怕是在100万亿到300万亿人民币之间,这恐怕是今后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风险也很大,如果还继续待在高碳的产业和高碳的企业当中,银行贷款的违约率可能会很高,作为投资机构资产回报率可能会大幅度下降。最近我参与讨论了很多共识,但是对宏观经济还没有深入的讨论,今天请到了四位宏观经济学家,讨论碳中和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对GDP、通货膨胀等,当然也要考虑对产业的影响,产业对地区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效益,今天是主要的话题,但是也不排除,嘉宾可能会讨论绿色金融方面的议题。

  下面首先请第一位嘉宾中金公司的黄海洲博士做一个5分钟的发言。

  黄海洲: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是彭文生博士,我以前做过首席经济学家,我是来客串的。我想就这个重要的题目给大家做个5分钟的交流。刚刚马骏也讲到,题目非常之重要。

  第一,国家的升级换代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从大的层面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准备了一个PPT,就不放了,我想顺着马骏博士讲的几个题目,把主要观点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如果从宏观上来讲,从题目的重要性来讲,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占全球碳排放的30%。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全球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在这上面要有引领作用。

  若干国家在政策上面也有改变,改变最大的当然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全球气候和碳排放方面也做了方向性的改变。还有其他的国家,包括英国、欧盟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积极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大势所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如果从宏观上来讲,重要的一点是投资。刚刚马骏院长也讲了,从投资来讲,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天价的投资,100万亿以上的。投资跟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直接有关。中国经济除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一系列取得的重大进步以外,在技术进步上、技术创新上、技术革命上要赶上世界潮流,甚至在某些潮流有能力引领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工业革命主要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系,这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还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另外,数字经济主要是提升效率,总体正面作用比较大,当然也有负面作用,比如说在社会的分配层面和其他层面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总体正面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碳中和会有较大的正面作用,也会有一些负面作用。正面作用是:技术进步,而且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好的。负面作用是,对传统的产业,尤其是传统的能源产业,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从中国的策略上来讲,我们肯定是要趋利避害,要抓住里面有利的方面,尽量避免有害的方面。

  从有利的方面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是,碳中和方面重要的技术推进跟强大的制造业有关系,包括光伏等等。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而且中国的制造业面临新的升级转型。从积极的正面来讲,碳中和一系列需要的技术投资,有利于在技术上升级换代,把制造业的规模效益和等等一系列的效益做大做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讲的是投资。

  第二个简单讲讲对于通胀的影响。

  投资总体来讲,如果技术进步相当快的话,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未必会带来通胀,货币理论正在一定意义上的革新,我们也看得清楚。如果是投资包括货币财政方面的扩张,投资带来的效益不大的话,或者是不够大的话,对通胀还是有影响的。如果效益没有提升的话,简单地印钱是一定会带来通胀的。通胀会不会上升,很大层面上还是取决于投资的效益如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有一些例子,比如美国前些年在页岩气、页岩油方面的进步,当然他们还是传统能源,只不过开采技术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如果是效益足够高的话,相对来说能源成本可能会下降,或者其他方面的规模效益Economy of scale会更大,总体来说这个问题还是能够消化的。

  另外一个,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很窄的定义效益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宽的定义效益问题,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风险,里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利益,要以某种方式在全球系统里面进行分享。如何进行分享,明显的是跟国际协调有关系。

  第三,涉及到宏观层面的全球协调,包括G20,包括碳排放,还有新的协调机制,中国在这方面也需要积极努力。

  马骏:谢谢海洲。我非常同意,尤其是两个方面,我再呼应一下。一个是碳中和有利于增强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的动力,通过规模效应可以降低成本。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比如说过去十来年光伏、风电设备,由于规模的效益,所以成本降的非常之快。过去十来年,技术进步导致了光伏和风电的发电成本下降了80%多,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制造业的强项也有巨大的出口潜力。不光是中国的市场、全球的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市场,都是可以享受规模效益的空间。

  另外一个是关于通胀方面,我特别同意海洲刚才讲到,如果搞的好的话,能源的单位成本会下降。什么意思?光伏、风电成本已经降低了80%,未来十年可能还会降低50%。如果其他新的能源有重大突破,比如氢能、海上风能,整体的能源成本可能会大幅度持续下降,所以未必会带来整体性的通胀。我就呼应这么两句。

  下面请海通国际的首席孙明春发言。

  孙明春:谢谢马首席。我想,前面海洲讲的很好,讲了碳中和对宏观经济包括通胀、投资等各方面的影响。我主要讲一个行业,碳中和对金融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成本之类的。

  金融行业在整个GDP里面也占到7%-8%的水平,而且在碳中和的过程中,整个金融部门都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想,大概的分析一下,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在碳中和的进程中,金融机构从四个方面的参与对自身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金融机构要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海外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了,不只是2050年、2030年实现,有很多至少在财富500强里的外资金融机构里已经有30家实现了,在今年这个时间点来讲已经实现了。中国金融机构要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的话,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本身金融机构碳排放的强度很低,财务上的成本,我们也算了一下,也就是GDP的千分之一。自身运营层面的碳中和对金融部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金融机构要实现在资产层面的碳中和。这个可能就有比较大的影响了,刚才马骏博士也提到了,如果气候未来发生变化,包括碳中和全球进程有很多传统的高排放行业被淘汰,金融机构不早期防御的话,可能早期影响会比较大。如果金融机构能注意这类金融风险的话,短期看好像是件坏事,有受益的资产为什么不要或者降低了,但是中长期来讲是降低了未来的风险,降低了未来潜在的损失。

  与此同时,接下三十年会有100万亿到300万亿的投资,金融机构在碳中和资产层面也会有更多的绿色资产的机遇,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与绿色科技相关的,包括PE,资产管理公司有二级市场的投资,对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机遇。如果把握的好的话,对金融机构来讲是一个重点。

  在资产层面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短期以负面的为主,中长期来讲,对整个金融机构正面的更多。

  第三,对金融机构来讲,参与碳中和的方式是在融资层面。比如说股票的承销,新发债权的承销、并购等,各种各样的融资活动,金融机构自身并不见得持有资产,但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金融中介的角色。如果接下来有100-300万亿相关的投资要做的,如果把握好这个机遇,提前在绿色可持续金融方面布局的话,机会是相当可观的。

  第四,要积极参与未来的碳市场,碳信用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包括中介活动和产品创新活动。这些在欧美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和产品了。中国未来6月份要推出的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根据目前得到的公开信息,这个市场还是一个行业为主的碳排放额度的市场,金融属性目前看起来不是太强。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碳市场在短期来讲不见得很多。地方的8个市场有些做的还是不错的,是有一些金融属性的,金融机构可以参与,也可以做一些延伸产品,包括碳期货之类的。毕竟地方市场比较小,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未来如果看欧美的发展,如果看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提出在2050、206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的话,碳排放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对金融机构、金融部门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马骏:谢谢明春。海通国际是我担任共同主席的中银绿色金融工作组旗下搞的环境信息披露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国金融机构里面第一个宣布自身碳中和计划的机构。你们宣布以后,有好几家都在研究你们的做法,我觉得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另外,明春讲到,绿色低碳的投资可能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多的融资、承销、服务的机会。其实,退出高碳产业也会带来机会。比如最近已经开始有转型债、转型基金等,这些金融服务是帮助高碳企业尽快的转到低碳和脱碳,这个过程中也需要金融服务。

  好,下面请巴克莱银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博士发言。

  常健:首先,因为我专门为会议准备了一个PPT,虽然之前两位都没有用,我想还是展示一下,马老师和中金公司在碳中和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整个路线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所以我之前在准备论坛的时候也特意看了一下巴克莱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专门在上个月全球有大概近40个行业分析师一起写了一个关于全球能源迈向碳中和的报告。这几天整理了一些素材,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有40多个分析师,美国和欧洲,有十几个行业,有190家企业的180多页的研究报告。因为合规的要求,我从中摘选了一些宏观方面的结论,希望能够对听众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参考。

  这个报告是脱碳路上的机遇,主要是针对投资者和企业如何在碳中和的进程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的,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宏观结论。报告宏观方面主要是,中国是2060碳中和,大部分国家是2050年,能源的需求在未来30年的演变。有几个大的结论,低碳的可替代能源会从目前占全球能源组合的15%上升到70%,其中清洁能源、氢能、生物能源都会是重要的解决方案。化石能源按照目前的估算,也是一个共识,不可能完全排除,所以我们认为碳的捕及和捕捉、封存在未来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其中有很多技术和成本的考量。

  另外,传统的能源行业,不光是新能源,也不光是节能环保,传统的能源行业在这个进程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我们这个团队的分析框架是3D三种情景,我很快介绍一下。

  第一种情景,2050年假设可以实现碳中和。

  第二种情景,假设会有非常严厉的政策措施来降低排放。欧洲也会是碳中和进程中持续的领头羊,但是亚洲国家并不一定愿意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第三种情景,基于各种贸易战,基于各个国家的考量,气候应对可能陷入僵局,完全不可能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参数、指标和结果,我就忽略不谈了。

  跟中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一样,我们对全球的能源需求有一个概括。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建筑行业大概占全球能源需求来源的各30%。这些能源是从哪些领域得到供给呢?首先是石油1/3(33%),天然气1/4,然后是煤炭,中国在这方面跟世界是有差别的。核能只有4%,氢能有7%,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比重不到5%。

  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的需求会大幅下降(最底部的深蓝色),天然气会持平,煤炭几乎消失了,跟2019年相比,剩下的几个核能和氢能比重,虽然很重要,但比重相对来讲还是低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需要大大的增加。在另外两种情景下可以看到不同的能源组合。

  我们还是想分享一下。在迈向碳中和的进程中,我们研究团队认为,有五个关键的支柱,都需要发力。

  第一,必须要降低单位能耗。

  第二,清洁能源(电气化)。

  第三,氢能、生物能源。

  第四,很复杂的技术固碳(CCUS或CCS),碳捕及利用和封存。

  第五,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欧盟在过去这些年也推广和倡议的。

  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过程中,如果看三个主要的途径,捕及和封存最后的重要性要达到17%,难度很大,技术很强,需要达到17%才能实现碳中和,2050年的净零排放,这是从全球的角度做的估计。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种树、低碳农业等等,也需要达到25%的贡献。

  我们谈的更多的能源,提高单位能耗、减少排放、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我们再努力也是不到三分之二的碳排放贡献。

  我很快介绍一下主要的结论。

  第一,降低单位能耗,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少耗能,通过循环经济;二是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方面,特别提到的是数字化。数字化是我们认为在未来发展,尤其是对工业企业、制造业的一个资本挺行业的动力。我们也有研究证明。如果是在达到碳中和的情景下,在过去几十年的单位能耗下降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单位能耗至少要接近50%才能实现碳中和。我学习了以后,感觉中国的碳达峰和之后的2060年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希望对自己的发展有一些借鉴的是,不同行业在数字化上的进程。我们的研究显示,只要是能够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工业企业都得到了效率的提升、成本的缩减和收益的增加。我们测算,10%增加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相当于减少3%的能源需求。在这个领域,工业企业基本上是在数字化的坐下端,相比较IT、传媒、金融行业,还有非常高的上升空间。这个领域也是对中国的下一步具有借鉴。

  第二,电气化。电在能源中的比重会比过去一个世纪翻倍,大概是15%左右的水平,在未来要增长到50%。其中,中国确实有一些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因为在很多领域的发展相对来讲属于没有饱和阶段,所以反而能更好的利用电,比如中国的电动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比发达国家有优势。

  一个技术性问题是,电的来源能源供给非常重要。中央在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提出以后,首当其冲的是电力行业。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认为煤炭最初可能会被天然气一定程度上的进行替代,但是在未来发展到2030年、2040年左右的时间,当可再生能源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产能之后,它会很快的替代煤炭和天然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和要求。其中风能和太阳能,我们认为会有加速的增长。在未来的三十年每年会有10%-18%的增长。

  氢能,我也不是专家,主要说一下结论。我们都认为氢的能源会有一个大概8倍的增加。会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可以减少15%,它的比重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作用还是非常重大的。

  生物能源和生物燃料,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结论。在最好的情景,是石油和其他生物液体燃料的比重,需要长足的发展才能实现碳中和。

  最后是技术固碳。我自己看了一下我们的研究,这个有被提到,但在中国还属于比较新兴的领域,本身在成本上、技术上有很多难度,但是我们研究特别强调的一个,它的作用对于能够实现碳中和是举足轻重的。它对于减少碳的排放贡献至少要达到20%左右,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马骏:下面请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发言。

  鲁政委:谢谢马主席。我今天主要想报告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积极推进碳中和,有利于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

  第二个观点,碳中和带来的新需求会刺激全球经济走出总需求不足的陷阱。

  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是碳中和与宏观经济,实际上宏观经济有很多方面,但是大家总会讲到总需求、总供给和技术进步的问题,所以我主要讲这三个方面。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特别是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企业,一说起绿色都觉得很好,与此同时又担心,如果力度大了或者速度快一点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影响企业发展的问题。如果大家仔细地读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话,第二节讲到我国未来的发展环境,中间每一句话关键词都跟未来要面临的碳中和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讲到,我国发展仍然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在碳中和上有对应的表述。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能源版图的深刻变化,几乎每一句话都跟碳中和有关系。

  里夫金出了一套书,几乎每一本都跟现在讨论的事有关系。比如有一本书叫《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有一本书是《氢》《生物技术时代》《零边际成本社会》。《零边际成本社会》其实讲的就是数字经济互联网时代。里夫金讲的很清楚,如果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最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这一角色。美国的20世纪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前是世界主要原油的生产国,所以成为了那一次的旗手。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往前推,在177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站到了技术的前列,使得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旗手。而1870年前后的电气革命时代,美国站在了这个风口,使得他成为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旗手。我们现在正处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并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上,如果中国在这次浪潮抓住了机会,2050年的伟大复兴就没有问题。

  刘鹤同志出了一本书,叫《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说,每一次全球的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次全球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大概60-100年。而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尾声,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在那个时候都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如果以这个眼光来看现在,现在处于上一轮工业革命的尾声,所以出现了全球性的总需求不足、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

  大家怎么才能走出困境呢?刘鹤同志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十四五”的2035规划也讲了这句话,因为新世纪前十年科学技术的储备已然孕育新的产业变革,催生新一轮技术长周期地启动。只有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

  由此就能想到,供给侧改革为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要去产能,要去僵尸企业。因为都是上一轮科技革命旧的产业,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风口,才有可能在未来的50-100年里有机会,否则是没有机会的。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心里的结才能解开。我们就不能认为,因为碳中和的任务很重,如果太厉害,最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企业发展会受到影响。反倒说,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马首席,我就先介绍这些。

  马骏:谢谢鲁首席。其实,我最近在地方上也参加了很多讨论,不同的地方就像你讲的,他们对于碳中和的反应不一样。有些沿海地区已经在考虑要实现2050年的碳中和,比全国的目标还要提前十年,他们非常积极,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能够提升他们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什么?因为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尤其是绿色低碳的投资,带来技术进步,引进很多人才。说不定他们把绿色科技的项目做好了以后,还能获得全球的市场,这是沿海一些地方非常积极正面的反应。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反应非常不一样,有些地方在考虑怎么充分利用碳达峰的十年期继续上一个高碳的项目。还有十年,反正还没有达峰,还在规划传统的能源项目和高碳的项目。这个做法挺危险的,因为十年之内把峰值搞的很高的话,以后碳中和就会非常困难。还有一些地方主要是因为整个经济碳强度太高。举一个例子,就是山西,现在整个经济体当中大概60%都是跟煤炭相关的,有些是直接跟煤炭、煤电相关的,有些是跟煤炭相关的设备制造、运输等。如果煤炭以后不能做了,那怎么办?经济当中百分之五六十就没有去处了,这个问题倒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可能涉及到本地的资源禀赋的问题,有没有机会引进绿色低碳的产业、引进人才,当然也有对碳中和理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时半会不一定解决得了,还需要外部的援助帮助他们改变战略和观念。

  下一个环节,能不能聚焦一个问题,请四位宏观经济学家讨论一下,从宏观经济框架上来讲,怎么思考碳中和带来的对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潜力、通胀。如果对通胀有影响的话,对货币政策也会有影响。这些事都在说,但是没有放到系统性的框架里进行分析。你们都是正规训练出来的,以前用经济学模型,用DSGE、CGE模型等算宏观的指标。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有没有能力去分析碳中和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孙明春: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坦诚讲,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好,值得我们去想。假设四个人商讨不够的话,可以接下来做一个深入的思考。

  我自己听下来之后的反应是,可以设法做动态的模型。首先一定是动态的,一定是跨周期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直觉是,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在前半段或者前面的20%-30%是比较负面的,因为转型前期还是有一段比较痛苦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虽然我前面讲了很多机遇,但确实有些坎儿是得过的,痛快是要承受的。

  前期在各方面基础设施还不够配合的基础上,路径上来讲,前面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对通胀,可能都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我拍脑袋想的。

  后期几位也都想到了,这也是一个大的机遇,如果能够把转型升级做好,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比较早地去布局的话,确实有可能,无论从一个地方来讲,还是从整个国家来讲,成功的经验、技术、产品、服务很有可能放到全国、全世界,反而有可能从后半期来讲偏正面的。从增长来讲,新技术带来的突破,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刚才马首席也讲到了,技术方面如果使得在能源的生产成本得到下降的话,有可能比现有的能源生产成本还要低。

  这个路径前面可能会压低经济增长,有可能成为推动型的经济通胀,到后期反而可能会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压低通胀的压力。可能是一个更平滑的过程。对中国经济来讲,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经济下行的大方向,今后十年至少还是中速增长,中速可能要低一点,中速往下走可能就不会那么低了,所以我觉得很平滑。

  怎么在具体的模型里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用什么样的指标,用什么样的变量,还需要分析。我就先说这么多。

  马骏:谢谢明春。优秀经济学家往往会说,我这个结论是取决于某些条件的,如果这样结论就那样,如果那样结论就这样。

  黄海洲: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非常重要。从宏观框架来讲的话,碳中和需要新追加投资,从新的投资来讲,对于增长是支持作用的,对增长的支撑是很明显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取决于投资的效益如何,对通胀的影响是取决于要做什么样的假设,或者取决于投资的效益如何。我刚刚提到了,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朝更宽松的方向走,包括信贷政策给投资必要的支持。如果效益非常高的话,生产出来的物品更多,通胀不一定上升。通胀是否上升很大意义上来讲取决于投资效益,第一从计算的方面来讲还要做一些假设,总体来讲可能会对通胀的影响,现在全球处在一个低利率,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利率的环境,全球总需求不足,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是比较Mad,少数国家的影响可能略有不同,但还是取决于投资的效益如何,是否在较短的时间把效益挖掘起来。

  对中国而言,马骏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投资里面有非常好的制造业的属性。如果把制造业的属性发掘起来,通过规模效益和Economy group和出口带来的其他变革增长,从投资和通胀上总体来讲是偏正面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益,我刚刚提到了一下,但没有时间展开讲。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对全球生态环境,包括居住的环境、地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catastrophic(灾难性的)影响,不说毁灭性的打击,可能有致命性的风险。如果在碳中和全球能够携手的话,能够避免风险的话,带来的效应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效应,其他的是小的效应,取决于模型的假设,在科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Nordhaus拿了诺贝尔奖,但是他的假设跟其他人的假设,关于这些参数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Nicolasstern的假设也不一样。最近还有一些新的研究,认为这个领域里面的风险可能是低估了。换句话说,这个里面带来的效应也是低估了。如果把这个效应算进来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一定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的增长和通胀的问题,因为全球宏观经济有一个长尾风险,如果能够把长尾风险降到一定限度的话,避免全球灾难,带来的效益是无穷的。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马骏:谢谢海洲。海洲补充了两个要素,一个是投资有多少,如果投资多的话对需求是一个拉动;另外是投资怎么样,投资效益好的话对通胀有抑制作用。好处、坏处到底是跟什么东西相比,如果跟全世界都不搞碳中和相比,好处就太大了。如果全世界都不搞碳中和,未来就没有可以生存的空间了,所以这个效益几乎是无限的。

  我们再听听其他两位有没有补充。

  鲁政委:马首席,我说两句。马首席提了一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气候问题是个很长期问题,可能是五十年、一百年,实际上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都是研究短期问题。虽然最近几年有把短期的宏观经济和中长期的发展经济学合一的潮流。如果回到一个短期的框架,也把它放进去看,从三驾马车的框架去看,毫无疑问,大家第一下想到的就是对于投资的影响,既会带来所谓的传统的高碳排放变成低碳的改造性的投资需求,因为现在很多的技术、很多设备都还在研发当中,所以还需要新的投资,也能够激发新的技术进步。但是,投资所有的成效,可能大家都担心一个问题,疫情之后政府的债务水平都特别高,到底谁来投得了?在我们讲碳中和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制度和政策的进一步明晰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做的好,这个钱可以不用政府出。做的好市场机制自动的就起作用了。因为有的企业财务状况不好,但是仍然有企业财务状况很好。碳中和之后到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其实跟技术、碳排放的水平是不是高不一定有关系,关键是:第一,市场占有率有多高;第二,债务水平有多高。如果市场占有率很高,负债率又不高,这样的企业即使是高碳排的,在下一阶段仍然没有问题,因为我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新的投入,同时能够把成本向下游转移。

  从目前来看,全球包括中国自己在推进碳中和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大的方针指引,但是还有很多细的政策没有出来。比如宏观经济从达峰到预期的综合轨迹,比如说年度之间的轨迹,如果不知道它有多快多慢,中期的轨迹是什么样的话,没有办法看到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大小,我们必须跟这样的标杆进行对标,才知道风险是大还是小。

  第二,一旦国家层面的数额有了,通过压实行业和地区的责任,新的投资需求才真正地被激发出来了。否则的话,每个企业都觉得,大家都需要减排,但轮到我身上也没有觉得有特别大的减排压力,他也就没有投钱的动力了。对于企业明确自己的配额和任务,每个地区明确自己的配额和任务是跟重要的。

  第三,碳的核算报告标准化。明春博士也做了投资领域的研究,就是关于ESG的问题。ESG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就像好人好事的合辑,每个人说的东西跟每个人说的东西不一样,纵向不可比,横向不可比,ESG可提取的底层就是比较差的,这样做出来的ESG的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也是不高的。这是第三点。

  第四,只有当我们有了这一层碳核算的报告,这个时候的披露才是有价值的。就像一个财务报表一样,不同的企业披露出来都是一样的。不仅纵向可比,而且横向可比;不仅国内可比,而且国际可比,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约束力,反过来才能激发投资的动力。这是对于投资。

  对于外贸,《巴黎协定》是一个生产方的核算,每个国家排了多少碳,不是一个消费方的核算。带来的结果是,未来一定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强烈的影响。比如说,欧盟说要把《巴黎协定》作为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欧盟和美国都提到了碳调节税的问题,不管是跟进调节税还是什么调节税,未来出口到那里的产品对碳排放要进行中和,如果中和的成本比他低还要额外征税。如果没有正外就更要征税了。

  如果中国的中和成本比欧盟的低或者比美国的低,未来会发生什么?如果全球的合作不好会演变成另外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中国的企业没有办法提供这一套碳的核算报表,但是出口到欧盟去的,欧盟要求看这一套报表,我来决定是否需要对你进行碳调节税的话,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财政部应该积极地组织会计师协会,像TCFD(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披露工作组)一样推出一样能够像财务报表一样的核算国内企业端碳排放的数据。只有做到马首席倡导的,金融机构对碳进行压力测试,才可能变为现实,否则的话就不知道金融资产当中到底对应着多少碳,也不知道国家路径怎么样,怎么去做压力测试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是对外贸领域的影响。

  我自己也测算了一下。我们目前是一个比较大的碳排放的进口国。也就是说,通过进口国外很多的矿石在国内炼,又制成很多制成品出口到很多国家。大约有20%的碳排是因为出口而产生的,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没有关系。如果未来要碳中和,最大的碳排来自于能源,工业部门也是很大的。如果不把能源消耗降下来,就按照现有的能源去中和,恐怕难度是非常大的。

  未来中国是否有必要系统的考虑关税的调整问题。目前矿石的进口是零关税,而矿石后端的制成品却是17%以上的关税。如果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把矿石的进口关税提上来,把矿石提炼之后的制成品的关税降下来,依然无碍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比如说可以把铁矿石的进口关税提上来,把钢锭、铝锭的进口关税降为零关税。

  我们有一个情景测算。如果矿石在现有的水平下进口量下降20%,在现有的技术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的碳排将会因此而总量减少45%。如果说矿石的进口降低50%,我们的碳排会降低11.2%。如果矿石能够进口下降80%的话,碳排将会下降18%左右,这是不做任何技术改造的结果。这是对外贸的影响。

  最不清晰的是对于消费的影响。消费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明白。对于通胀我也汇报一点,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先高后低。为什么?我们正在看到大宗商品价格在国际国内显著上涨。为什么?在上涨的时候都是用过去十年对大宗商品生产性的资本投入不足,资本投资不足导致产能不够。现在带来的问题,全球现在提碳中和,可是很多大宗商品的投资要几年之后才出产出,现在要不要投?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因为你提了碳中和,我都是高碳排的行业,我的预期收益率就会下降,我就不愿意投。不愿意投会让眼下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的时间更长,会让眼下的PPI上升的压力更大。当然,当新的能源替代出现之后,这个压力会逐步的减小。

  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新话题,因为货币政策只是对物价,对于通胀、对于资产价格作出反应,至于说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在这些年里因为绿色的融资期限更长,带有很强的公益性,所以需要政府进来。但是政府进来之后,财政又没有钱,使得不得不以货币的方式来进入,所以就有了很多所谓国际上称为绿色QE,国内叫做货币政策支持碳中和、碳达峰的工具,只是在MMT理论下一个新的问题而已。

  马骏:谢谢鲁博士。他其实讲的是这么一个观点,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政策,包括国内的政策、国外的政策,尤其是欧洲尤其是搞了碳的边界调节税的政策,也会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宏观经济的走势。

  常健:马老师,我非常期待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您一直有用均衡的模型来研究碳中和的问题。我的博士论文是两个国家、三个行业,也是一个模型,其中一个行业是石油行业。一个部分的研究课题是油价的上升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就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在实现碳达峰的进程中,我过去一周为了论坛的学习,很明显,短期对于经济的压力肯定是下行的,对经济增长肯定是有负面的影响,对通胀的压力肯定是上行的。

  对货币政策来讲,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本推动的情况下,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而且有可能经济会有滞胀的风险,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具体的讨论,我想提一下,我们谈中国经济调结构,经济结构转型谈了很多年,包括双循环,国内大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促进内需、促进消费,可是我们看到去年因为疫情,因为疫情特殊的情况,政策还是偏向于工业、偏向于生产、偏向于投资,我们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消费政策,其他国家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国的出口,加快了工业。虽然对我们GDP的增速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我看到数据显示,中国是去年全球碳排放唯一增加的国家。当然,因为我们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趋势上和从发展方向上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是快过上半年,碳排放也是远远超过上半年的收缩。如果要实现碳中和的终极目标,时间短、任务艰巨。在过程中间,如果一有周期性的情况,对增长的容忍度,以去年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实现中和的目标难度还是非常大。

  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下,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可以实现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借着碳中和净零排放政策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承诺。如果我们借着这样一个契机能够实现工业、企业领域的,比如说是转型升级,比如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来影响企业的行为,包括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理论上,假设一切很完美的话,在中期有可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可以维持潜在增速可能还会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5%等之类的水平。假设的前提是,假设一切都是能够按照最理想的市场化调结构的方向进行。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通胀的压力始终是上行的,成本推动的压力,我感觉从全社会的工业、服务业都是向上行的。谢谢!

  马骏:谢谢常健。我想也借此机会做一个简单的综述,也讲讲我的观点。

  为什么我会提这么一个问题?宏观经济分析怎么把碳中和纳入进去,部分的原因是两三年以前,有8个国家的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一起发起了一个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我前两年在这个网络当中担任监管工作组的主席,现在我又担任研究组的主席。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传统的央行系的宏观经济模型怎么反映气候变化和碳中和产生的效果。实际上都没有说清楚,目前是83个国家的央行、监管机构都在网络里面,也都在比较挣扎的研究这个事,所以今天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和头脑风暴一下。

  刚才讲的观点我多同意,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共识:

  第一,这些分析框架一定是动态的,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中长期的事,不可能在原来预测一个月、三个月的模型当中有所体现。

  第二,不可能仅仅在传统的CGE模型或者是DSGE模型里面有效的反映出来,必须要纳入其他元素,比如说气候变化的模型、能源结构转型的模型,要跟经济模型融合起来才能获得投入的信息。

  具体考虑什么因素呢?有几大因素要考虑:

  一是额外的投资。中国未来三十年要走向碳中和的话,可能要有额外的几百万亿的投资,一定会对经济从需求角度来讲有很大的拉动,这是可以反映进去的。

  二是技术因素。传统经济学模型,技术是个固定的东西,生产函数是固定的,这是不对的。生产函数随着碳中和相关的低碳零碳技术的变化不断地在变化,系数在变化,需要能源等等其他的技术因素要放进来。

  三是政策因素。因为碳中和不会自动发生,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政策,能源的政策、环境监管的政策、绿色金融的政策、财政的政策、碳市场的政策,等这些政策全部放进来以后,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不同行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可以在模型框架里得到很好的反映。

  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潜力和进出口的环境会影响这个国家到底是受益还是受害。如果这个国家是大量进口石油的,未来碳中和不进口了,全部用本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像光伏、风能、氢能,那是一个利好。从进出口的角度来讲,咱们就可以把更多的进出口留在中国。

  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出口很多跟碳中和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中国的市场这么大,我们的规模效益很大,成本肯定会降的很低。像光伏风电的设备、电池的技术都可能成为全球非常有竞争力的技术,让我们能够出口到全球更大的市场。

  这些因素全部放进去,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框架。

  咱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原来准备给其他公众一点机会。我念一下已经收到的三个问题,不一一点名了。各位专家对任何一个问题有感受的话,可以简单回应一下,争取在七八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环节。

  第一个问题,财新提的,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搞碳中和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传统企业有负面影响,怎么看待对整体经济正、负面的作用?刚才就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受损的问题,不均衡的问题怎么得到解决?

  第二个问题,上海证券报提问,如何规范绿债认证市场的监管准入,未来绿债认证市场有哪些监管重点?

  第三个问题,中国财富网提到的,现在讲碳中和、碳达峰,但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增长跟能源消耗相关性很强,如果能源政策过于激进的话可能会限制增长,你们怎么看这个观点?

  孙明春:我来回应一下,我特别想呼应一下海洲讲的一句,正好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待负面的影响?海洲讲的最后一点非常赞同。如果没有碳中和,如果不对气候变化做应对的话,接下来气候变化导致的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要认识到的。我的观点是,必然要承担的痛苦也必须要面对,要负责任地去承担。同时,应该大规模的或者是大幅度的宣传海洲讲的这一点,要让全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非象性的对人们的影响。不仅要介绍给所谓的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尤其是高排放的行业,让他们去行动,其实每个老百姓、消费者、家庭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生产活动最终面对的还是消费,每一块钱的消费都是碳排放。不管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碳排放,包括垃圾处理也有很大的碳排放。碳排放这件事不只是落在企业头上的事,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消费者都要去做的事。政策方面也提到了,包括进出口方面的税收政策,最终在消费层面提一些类似碳水的政策。有些家用电器上都贴了标,是能源有效率的产品。类似于这种,每个产品出来有能效的预测,在未来的应用过程中能效怎么样,可以从这个层面上对他做一个Professional的征税。如果纯粹是电力消费的话,从电的消费成本上增加也可以。当然,还有一些是跟电不相关的,比如说牛肉,类似于很多终端消费产品不一定涉及到消耗电,这些也要考虑未来生产成本包括垃圾处理成本过程中的碳排放。最终全民都承受,这样才能相对减压某些行业、特殊行业面临的痛苦,如果让全民来承受的话会相对更好一点。我就讲这么多。

  马骏:我想问一下绿债方面的事,你们在绿债方面做的很好,能不能回答一下绿债认证怎么规范的问题。

  鲁政委: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具体,我自己感受到的:

  第一,目前绿债的认证机构似乎没有像评级、会计师事务所还没有看到明确的准入,说哪些机构是经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认可了,这个之前没有看到。

  第二,对于披露的重点,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的目录。关键是存续期披露的问题,不同的机构、不同的行业做的是不一样,金融机构在绿债的存续期内披露的信息相对的要好一些,但是其他普通企业的绿债存续期内的披露要差一些。

  对于前面马首席提到的问题,我也简要回应一下。大家说能源转型政策太激进了,但是我前面一开始就说了,这是取决于能不能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问题。每个人都愿意在旧的环境下,觉得这样过得舒服,但是这样很可能让我们错失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当大家看到这个,尤其是已经有现实可行的技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加快转型。现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像马首席说的,凡是现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要么在数字化上特别强,要么在新能源上很厉害,要么在医药领域很厉害。经济相对比较差的都是偏传统的部分,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于类似山西这样的,要建立所谓的跨区域的补偿机制。有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比如说在碳减排的过程当中,像刚才明春说的,如果对上游的企业有减排的成本承担不了的话,就会自动向下游转移。而传统能源生产的地区,这些原材料还会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可以作为化工产品,不一定要作为能源。比如说现在看到CCUS碳的封存技术,有一部分过去挖油的矿井把它注进去,现在煤炭的地区也有很多气可以采,这些气也比煤的碳排放更低。我们也可以研究碳的封存技术有没有可能在过去的煤矿的矿井里进行封存的问题。

  马骏:谢谢鲁博士。没有的话,我最后简单总结几句,今天这场就快要结束了。

  我先讲一个具体的关于绿债认证的问题。绿债认证几年以前有讨论过,从2016年建立了中国的绿债市场以后,就涌现出了很多,现在有十几家绿债证券的认证机构。在2017年之前就能感觉到,如果认证机构太多,产生恶性竞争的话,可能会降低认证的质量,所以有必要对认证进行一些规范。

  我的建议是,应该建立一个治理机制,可以放在交易商协会下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绿债委员会。如果能够把绿债委员会打造成绿债认证机构的治理机制,对规范未来绿色债权认证的准入、流程、质量是有好处的。具体干什么事呢?

  第一,建立准入门槛。不是哪个小机构一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经验就可以做认证的,必须要有基本的条件。

  第二,防止恶性的价格竞争。不是价格低就能抢到市场,否则的话1万块钱做认证,做出来的全都是正面积极的,最后产生了很多误导性的信息。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避免恶性价格竞争来解决。

  第三,对认证的质量和规范要有一定统一的要求。比如说认证数量里面的基本内容必须要符合最低的要求,表述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此外,还应该有一个投诉机制,如果有些认证机构做出来的东西质量非常不好,要有一个地方仲裁,甚至采取处罚性的措施,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简单的回应。

  关于这一个半小时讨论的,其实已经有很多结论都跳出来了,我就不做综合性的结论了。我想简单说几个感想。

  第一,我们在宏观经济层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质量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碳中和所带来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央行、研究机构、大学的教授们,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要深入研究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对投资所带来的挑战。机遇讲了很多,到底机遇在什么领域,要更加细致的去分析。挑战主要是高碳行业,高碳行业里面有很多,包括煤炭、煤电、石油、天然气、钢铁、水泥、化工、铝业等等都是受到挑战的。分别受到多大挑战、在什么阶段当中挑战会体现出来坏账,会变成估值大幅度下降,需要做更多量化的分析。不光是业界要做,央行作为金融稳定的主管机构也应该进行分析,这些挑战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第三,碳中和会带来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包括在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某些经济体、某些产业的大幅度萎缩甚至失业。如何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转型,让社会稳定不要受到太大冲击,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刚才鲁政委已经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跨区域的补偿机制,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为帮助山西这样的地方提出一些方案来。

  我就总结到这儿。再次感谢各位首席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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